辩护人对A涉嫌受贿罪质证意见

　　辩护人对《A涉嫌受贿罪的证据说明》（以下简称：《证据说明》）中关于被告人A身为工作人员，利用职务上的便利，收受以下人员贿赂的事实认定部分有以下异议

　　
　　一、关于起诉书起事实某县某乡养猪场B某5万元部分部分的质证意见，辩方对B证言的真实性存疑。
　　
　　（一）根据被告人A在2016年9月13日18时50分至23时30分次的调查笔录（报捕卷49页）中称，“在跑项目的过程中，B给我过2万元”，后来根据辩护人的几次会见，被告人A均称，只收到了B的3万元，针对5万元的数量来源，反贪人员跟被告人A做了交易，称只要被告承认了，关于某庄（报捕卷45页）村干部送的2万元就不会再追究。事实上被告人A在收到某庄村干部2万元后就及时安排财务退还了，控方在起诉书中也未将该笔款项也未提及，说明控方亦认可根据《人民法院、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》九条款的规定：工作人员收受请托人财物后及时退还或者上交的，不是受贿。被告人A收受某庄的2万元本身就够不上受贿罪，但本案中，侦查机关为了获取证据，有明显诱供嫌疑；
　　
　　（二）证人与被告人A供述时间不符，B的证言的真实性待证。其、B的证词前后不，时间对不上，先说是2012年（移送审查起诉卷247页），后又改口为2011年（移送审查起诉卷253页）；其二、送钱的次序金额前后矛盾，其在2012年9月12日的笔录中称送了次5万元；而在2016年10月13日的笔录中又说是送了两次，次2万、次3万元；其三、B的后两次供述与其在报捕卷63页，其自书部分的内容大相径庭；辩方合理怀疑本案证人B就本案作出的为虚假供述。
　　
　　二、关于起诉书2项事实收受某省某公司的C某1万元贿赂部分的质证意见，辩方对C证言的真实性存疑，其证言所指向的时间与起诉书2起事实的时间相矛盾。
　　
　　被告人A在次调查笔录、、2次的询问笔录中均称，“2014年春节前后，某有限公司的C，因其企业的贴息项目，以拜年的名义给了我10000元”，而对照证人C的询问笔录（移送起诉卷2卷，114-119页）显示：问，“你与A之间是否有不正当经济往来”？答，“有，2013年，我受时任某公司董事长赖某的委托给A送过1万元”；问，“你详细讲下？”，答，“赖某给了我1万元现金，我用普通牛皮纸信封封着，在2013年11月或12月在A办公室给他了，并说是赖某的点心意”。
　　
　　辩方认为，根据被告人A在2016年10月19日16时52分至10月19日18时46分的次综合笔录显示，A也把收钱的时间改为了2013年。可是对照今天的起诉书，控方在指控被告人A的二项事实中时，时间上定格为2014年春节，这个时间又和被告人A的前3次供述契合，到此整个案件事实的来龙去脉跃然纸上，即控方为了获取致的笔录，在提取综合笔录时诱导被告人A更改时间。除去受贿人与行贿人交付金钱的时间对不上外，本笔款项的来源不明，根据C的证言称该款项来自赖某，但检方只提取了C的证言，没有提取与其证言相印证的赖某证言，故两项言辞证据之间不能相互印证，证人C的证言依法不能作为本事实认定的证据。
　　
　　三、关于起诉书3项事实被告人A收受某市某材料厂张某5000元部分的质证意见，辩方对本起事件所指向的请托事项的真实性存疑。
　　
　　其、根据《人民法院、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条三款的规定：受贿数额在万元以上不满三万元，具有前款二项至六项规定的情形之，或者具有下列情形之的，应当认定为刑法三百八十三条款规定的“其他较重情节”，依法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，并处罚金：()多次索贿的；　(二)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，致使公共财产、和人民利益遭受损失的；(三)为他人谋取职务提拔、调整的。被告人A收受某耐火材料厂张某5000元部分不存在索贿、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情形，故依法不应当被计入其受贿的总金额当中；其二、辩方认为本项缺乏具体的请托事项，根据移送审查起诉卷390页及本案的起诉书显示，该项针对的请托事项为挂“社会化扶贫金果树工程”，事实上根据被告人A所述该荣誉是由某市扶贫办颁发的，本案中缺乏证据说明某县扶贫办在该项事项中的具体工作，比如上报上单位的红头标准文件，控方仅以本案案发后到某县扶贫办开具证明份缺乏信服力。
　　
　　四、关于起诉书4项事实收受某镇某村王某2万元部分的质证意见，辩方对王某的证言的真实性存疑，被告人A陈述时间与证人证言所指向的时间不致。
　　

　　根据证人王某2016年9月17日13时40分至9月17日17时14分的次询问笔录（移送起诉卷2卷，84-90页）显示：问，“你与A之间是否有不正当经济往来”？答，“有，大概是2014年1、2月份的时候，就是14年春节为感谢县扶贫办给我村的整村推进项目，我给他送了1万元，另外2014年中秋节我又送给了他1万元”；问，“你送给A，2万现金从哪里来的？”，答，“我自己先垫的”。辩护人认为其、本笔款项的来源不明，王某的证言显示是他自己垫付的，根据社会常识作为个农民，这笔钱是从从他处借得还是银行取得，未知，控方没有进步的证据支撑；其二、时间不对，被告人A供述为2014年春节前后和2015年春节，王某则称为2014年1、2月和2014年中秋节。

　　
　　五、关于起诉书5项事实收受某乡某村韩某2万元部分的质证意见，辩方对韩某的证言的真实性、合法性存疑。
　　
　　辩护人认为本笔款项数额有出入，嫌疑人的笔录显示为每次5000元，合计2次共计1万元，检方在A2016年9月15日5时50分至9时14分的次询问笔录（报捕卷30页）中，直接把证人韩某于2016年9月19日19时30分至9月19日21时10分的次询问笔录的主要内容告知了被告人A听，然后让其复述的行为，显示是在伪造笔录。故针对该笔金额，辩护人认为应当以被告人A的次调查笔录为准，控方提供的证据明显有瑕疵，不能立足。
　　
　　六、关于起诉书6项事实收受某花生种植业合作社赵某2万元部分的质证意见，辩方对赵某的证言的真实性存疑。
　　
　　根据报捕卷98页赵某的询问笔录显示，送钱给被告人A的时间是2015年春节，这与被告人A的3次询问中均称为2014年春节，本案控方认定的也是2014年，辩方认为，该两项证据无法相互印证，又没有三方证据支撑，本事实的真实性待证。
　　
　　七、关于起诉书7项事实接受某红薯业合作社李某2万元部分的质证意见，辩方对李某证言的真实性存疑。
　　
　　根据报捕卷92页李某的询问笔录显示，送钱给被告人A的时间是2014年11、12月，这与被告人A的3次询问中均称为2015年春节，本案控方认定的也是2015年，辩方认为，该两项证据无法相互印证，又没有三方证据支撑，本事实的真实性存疑。
　　
　　八、关于起诉书8项事实接受单位职工张某5万元部分的质证意见，辩护人认为根据根据《人民法院、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》九条款的规定：工作人员收受请托人财物后及时退还或者上交的，不是受贿。被告人A在未被采取强制措施之前，主动及时退还给张某5万元的情况依法不应当被认定为受贿。
　　
　　九、关于起诉书9项事实2015年春节被告人A接受某省某毛毯厂赵某1万元部分的质证意见，辩方对赵某的证言存疑。
　　
　　根据被告人A2016年9月13日18时50分至23时30分的次调查笔录（报捕卷43-51页）显示：2013年或2014年，某毛毯厂在某县扶贫开发办有企业贴息项目，毛毯厂的负责人给了我1万元；2016年9月15日5时50分至9时14分的次询问笔录（报捕卷26-35页）显示：2013年或2014年，某毛毯厂在某县扶贫开发办有企业贴息项目，毛毯厂的负责人给了我1万元；2016年9月15日15时26分至16时28分的二次询问笔录2016年9月15日15时26分至16时28分（报捕卷36-41页）显示：2013年，某县某毛毯厂在某县扶贫开发办有企业贴息项目，毛毯厂的负责人给了我1万元；而对照证人赵某2016年10月17日15时37分至2016年10月17日17时2分次的询问笔录（移送起诉卷2卷，122-127页）显示，问，“你和A之间是否有向检方讲清楚的问题”，答，“2015年春节前，为感谢扶贫办主任A在企业贴息贷款上的帮助，我在其办公室给他了1万元”。问，“你送给A的1万元是哪里来的？”答，“当时给郭某的14万元中拿出的1万元，给郭某的14万元钱，有部分是我自己平时放在包里零用的钱，另外部分是我从公司财务支取的，这部分钱在公司财务上有记录，我回去找找提供给检察院”。辩方认为结合证人的证言，有以下两点疑点：其、本笔款项来源不明，根据证人所述该笔款项公司财务上记录的证据，检方并没有向法庭提交公司的记账明细，辩方对证人的证人的真实性持异议；其二、时间对不上？A陈述2013年或2014 年，而证人称为2015年。虽然被告人A在综合笔录中陈述为2015年，但辩护人认为应以其三次的之前供述为准，本案不排除侦查单位获取了证人证言后，诱导被告人A作出致的供述的可能性。
　　
　　十、关于起诉书0项事实被告人A接受某农牧有限公司杜某4万元部分的质证意见，辩方认为该笔款项不应构成个人受贿罪、不应纳入被告人A受贿的总数额当中，该笔款项是为办理某县在某省扶贫开发考评事项，后2016年某县确实被评为了某省A类县。
　　
　　根据被告人A所述，该笔款项是接受时任县委书记的导交办的任务，且是某县扶贫开发办主要导知晓并致同意的单位行为。另外，杜某当时并没有将该笔款项交给被告人A，而是交给了某县扶贫开发办的出纳靳某。根据《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(试行)》关于单位受贿的立案标准为1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规定，该笔款项不应构成个人受贿罪、不应纳入被告人A受贿的总数额当中。